1955年深秋，第一批浙江青年离开杭州的时候，站台上的风是湿的。
江南的秋风，总还带着点水气，吹在脸上像蒙了一层薄纱。
何望舒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大概是她往后许多年里，最后一次被这么软的风吹着了。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袱，脚边放着木箱。
箱子里东西不多：两身换洗衣裳、一卷棉被、一本新华字典、一支钢笔和一本字帖，还有母亲硬塞进去的一只白底蓝边带盖子的搪瓷杯。
临出门前，母亲又把几条用江南细棉布缝好的月事带压在最底下，布层里夹着晒干捣细的草木灰。
母亲没有多说，只替她把箱扣按紧。
按完，又在箱盖上压了一压，像是这样就能把什么压牢似的。
然后她低声道：“到了那边，别逞强。要是真难，能忍一忍就过去了。”
何望舒点头的时候，眼睛有些发热。
她二十五岁，杭州师范毕业，在小学教了三年书。
她本来熟悉的是雨天的青石路、潮润的粉笔灰、学生念书时齐整的童声。
可这一年，学校里一次次动员，说国家要建设新疆，说边疆缺教师，缺识字的人，也缺肯把家安到荒凉处的人。
她听久了，心里像被什么推着。
起初只是听。
来宣讲的人作报告时，她坐在后排，膝盖上还摊着一本没改完的作文本。
台上的人讲边疆，讲荒漠变良田，讲国家百废待兴，她手里的红笔停在半空，一个字也没批下去。
然后是想。
她想，那些动员报告里说的“边疆”，离她的青石路有多远？
她不知道。
只知道，自己师范毕业那年，先生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了四个字：“学为人师”。
她一直记着，却从没认真想过，这四个字究竟要她往哪里走。
再来，她干脆报了名。
家里不是没有劝过。
母亲替她收拾行李的时候，手一直没停，嘴里的话却很轻：“西北路远，风大，吃苦是一定的。你一个姑娘家，去了以后，凡事都得自己扛。”
何望舒坐在桌边，帮着折衣裳，只说：“总得有人去。”
母亲看了她一眼，没有再劝。
知女莫若母，她知道这个女儿说话轻，却从来不是一时兴起。
火车把他们送到武威，铁轨就到头了。
再往西，只能换敞篷大卡车。
那一路，才是真正的进疆。
车上没有像样的座位，铺两层行李便算坐处。
白天太阳直晒，脸上的皮一层一层发紧，先是从颧骨的地方开始，像有人拿细砂纸在磨；夜里风从车帮子外头灌进来，棉袄也挡不住，冷不是一下子来的，是一寸一寸从袖口、领口、裤脚往里渗。
路不是平的，车一颠，人便跟着弹起来，骨头像要散架。
沙打在脸上，不是落，是抽。
起初她还觉得疼，后来脸木了，便也不觉得了。
头发里一抓一把土，牙缝里也有细细的砂，吃饭的时候咬下去，嘎吱一声，分不清是米粒还是沙子。
何望舒起初还会拿手绢捂口鼻。
手绢也是临走前母亲塞给她的，江南细棉布做的，角上绣了一朵小小的茉莉。
后来手绢硬了，黄了，洗也洗不净，她索性把它叠好收进包袱里，把头巾往下拉，只露出一双眼睛。
风从眼缝里钻进来，眼角干得像要裂开。
她忽然想，那朵茉莉，大概这辈子也闻不到了。
也就是这时候，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从前在杭州，她听动员报告，听“支援边疆建设”这些话，觉得那是很远的事，是别人的事，是写在横幅上的事。
现在她坐在敞篷车里，嘴里的沙还没啐净，她忽然明白了——自己已经成了那“别人”。
这个念头让她愣了一下，随即又觉得也没什么。
风还是风，沙还是沙，路还长。
她把头巾又往下拉了拉。
她第一次真正明白，母亲出门前那点欲言又止，不只是舍不得，是已经替她想到这一路的苦了。
刚满二十七岁的陆国庆，比她早几天上的路，是从华中工厂里动员来的青年技术工人。
他父亲在码头扛包，肩膀上的茧子厚得能磨刀。
母亲给人浆洗缝补，冬天手泡在冷水里，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
家里兄弟姊妹多，一张桌子吃饭，筷子伸慢了一点，菜就全没了。
他十几岁进厂当学徒，头一年只干一件事——给师傅递扳手。
那师傅五十多岁，话少，手狠。错了不骂，只让他重来。
一把扳手递错了方向，师傅也不吭声，接过去，翻个面，再递回来。
他后来才明白，师傅教他的不是哪一把扳手，是怎么听。
扳手、钳子、皮带、轴承，是他少年时认得最熟的字。
别人说一台机器不过是铁疙瘩，他不这么看。他总觉得机器也有脾气，肯听，便能听出它哪里在别扭，哪里在喊疼。
师傅说，机器的毛病，十成里有七成不在你看见的地方。
你得听，得摸，得等它自己告诉你。
他记住了。
后来厂里动员支援边疆，说新疆缺懂机械的人。
他第一个报了名。
有人问他，西去那么远，想好了没有。
他说：“想好了。厂里少我一个，还能转；那边要是缺个修机器的人，不少活就得卡住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慷慨的神气，像是只把一件该办的事说明白了。可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叫人信服。
在武威换车那一晚，何望舒第一次见到他。
天色已经暗了，换车的地方是一片临时停车场，地上压着厚厚的浮土，脚踩下去能没过鞋面。
几辆卡车并排停着，车灯黄黄的，照出光柱里翻滚的尘土。
有人卸行李，有人蹲在车边啃干粮，炊事班的人架起锅在烧水，煤烟混着沙尘，呛得人直咳。
陆国庆正蹲在一辆卡车旁边，给一只松了的轮帽上扳手。
他上扳手的时候，肩胛骨在单薄的棉袄下面一拱一拱，扳手每拧一下，手臂上的筋就鼓一次。
旁边有人催他，说天快黑了，明早再弄也不迟。
他没应声，只把嘴里的沙啐到地上，又接着拧。
那动作不紧不慢，每一下都咬在同一个地方，像是在给一只倔脾气的牲口上嚼子。
何望舒从旁边经过，只是看了一眼，并没记住他的脸。
只是后来，她在卡车斗子里颠得半睡半醒的时候，不知怎么又想起那双手——骨节粗大，脏兮兮的。
她不认得那个人，可她认得那双干活的手。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那双手。
也许是因为，在这片越来越荒的土地上，那双手比任何一张脸都更真实。
车队进了新疆，先到乌鲁木齐，又继续南下。
那时全疆还不通铁路，路一段比一段难走。
翻天山的时候，车头像顶着天，轮子底下就是深渊，车上的人都不自觉屏住气，连晕车呕吐的人都把声音吞回去了。
下坡的时候，司机把方向盘攥得死紧，整个人像钉在座位上。
有人发着烧还硬撑，额头上搭一块湿布，烧得嘴唇起了一层白皮。
等到终于望见南疆平坦的戈壁时，何望舒整个人已经瘦了一圈，颧骨支出来，手背上的青筋也比从前明显了。
1956年春，他们被分到农一师驻叶尔羌河一处屯垦农场，位于麦盖提县附近，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条件异常艰苦。
她扶住车帮，站了好一会儿，才看清眼前的景象。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立一年多了。
南疆许多地方还是新垦区的模样：土坯房，低矮，屋顶压着苇子和泥，远远看去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盖起来的。
排碱渠新挖出来，渠边的湿土还发白，泛着一层薄薄的盐霜。
营房前后堆着木桩、芦苇和红柳条。
风一来，连门缝里都往里钻沙。窗台上、饭碗里、被褥上，全是细细的一层。
农场挨着叶尔羌河灌区最东沿的地窝子群，再往外走三里地，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沙。
何望舒从卡车上爬下来的时候，腿已经麻得不会走路了。
何望舒第一次住进地窝子，是到达后的第二天。
地窝子是一种半埋在地下的土屋，先在平地上挖下去一人多深的方坑，坑沿垒半截土墙，顶上架红柳枝和芦苇把子，再铺上干草、压上厚土。
从远处看，只露出几截烟囱和一排低矮的窗洞，像荒原上偶然拱起的土丘。若是没人在外头走动，你从它旁边走过去，都未必知道脚下就住着人。
她跟着队伍走了二十里沙路，鞋底灌满细沙，每走一步都磨着脚掌。
脚后跟磨破了，血和沙子黏在一起，每踩下去都像踩在一把针尖上。
前面的人停下来，说到了。
她抬头，只看见一片平坦的灰黄，直到有人掀开一块油布帘子，露出黑漆漆的洞口，她才意识到，这就是他们说的“营房”。
“下来吧，小心碰头。”
洞里比想象中宽敞，能容七八张铺板，中间挖下去一尺，算是走道。
何望舒踩着木梯下去，脚底触到夯实过的土面。
凉，硬，带着一股陈年的土腥气，还有隐隐的潮——不是江南那种水汽充沛的潮，是土地被压得太紧之后反渗出来的那种潮，混着红柳根和干芦苇的气味。
角落里有人点亮马灯。
火光一跳，满墙的人影便跟着晃。
她看见土壁上挂着坎土曼，那是新疆特有的圆头砍土镘，铁打的，刃口卷了，柄被手汗浸得发黑，柄上还缠着麻绳，麻绳也磨毛了。
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柄上，一笔一划，歪歪斜斜的，像是拿钉子刻的。
“江南来的？”一个女声问。
何望舒转头，看见铺板边坐着个穿男式棉衣的女人，三十来岁，短发，脸被风吹得裂了口子，嘴唇上涂着一层哈喇油，亮晶晶的。
她手里正缝着一只磨破的帆布手套，针脚粗大，但很结实。
“师范生……”何望舒微笑，礼貌回道，“教书的。”
“太好了，来了个知识分子。”那女人笑了笑，裂口处渗出血丝，她抬手用袖子按了一下，不在意地继续说，“我姓周，叫我周大姐就行。卫生员，家在阿克苏。”
何望舒微笑点头，把行李卷放在空铺板上。
“夜里别睡太死，”周大姐说，手里缝补的活没停，“沙暴来了，得起来护屋顶。上个月一场风，把三排地窝子的顶全掀了。人是早晨巡夜的驼队听见动静才挖出来的——埋进去半截，嘴里鼻子里全是沙，挖出来的时候，眼睫毛上结了一层土壳。”
何望舒听着，没说话。
她把行李卷放在铺板上，铺开，又叠好，再铺开。像是在做一件她做惯了的事。
然后她摸着土壁，指尖沾了一层细粉。
她忽然想，这堵墙后面，就是无边的沙地。
她和这堵墙之间，只隔着不到两尺厚的土。
可就是这两尺土，是有人一锹一锹挖出来的。
不是给她一个人挖的，是给所有要来的人挖的，她不过比后来的人，早到了一步。
她把掌心贴上去。土是凉的，干硬的。
她按了一下，没按动。
夜里躺在床上，她能听见沙子被风推着，像水一样从屋顶上流过。
陆国庆到了阿克苏，被分到农一师某农场的机耕队，在阿瓦提与柯坪交界的荒原上住着。
这个农场刚组建不久，前身是驻疆部队的一个团，1954年集体转业后，从阿克苏往南迁了二百里，在喀什噶尔河下游扎下来。
陆国庆到了才知道，所谓“农场”，不过是戈壁滩上插的几块木牌。
地窝子挖在喀什噶尔河故道北侧的荒原上，往南走三里地，就能看见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像一道黄色的波浪，一直涌到天边。
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垦荒、种粮和建场，同时治沙。
用副团长在动员大会上说的原话是：“把风沙线往外推，守住绿洲的脖子。”
他是转业军人，四十来岁，左臂在解放战争时伤了，吊着一只空袖管。
那只空袖管被风吹起来的时候，像一面破了的旗。
有人说他本来可以留在内地，是他自己要求来的。
他站在土台子上讲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地开出来不容易，渠引水来不容易。风沙来了，一夜就能给你抹平。所以咱们不光要往里种，还得往外守。”
这道理，陆国庆懂。
要是不先把外头那一道道会动的沙口拦住，渠会埋，地会荒，连桌上的饭菜都要日日吃沙。
陆国庆第一天报到，机耕队长领他去看“宝贝”。
一台从苏联进口的德特-54拖拉机，履带式的，浑身铁青，像一头蹲伏着的巨兽。队长说，这是团里最金贵的东西，春耕靠它，夏灌靠它，秋翻也靠它。全团上上下下，谁都不敢怠慢它。
还有两台更老的，队长说叫“万国牌”——意思是零件来自世界各地，互不配套。一台的发动机是德国造的，变速箱是日本的，底盘的牌子他听都没听过；另一台更杂，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修不利索。
队长拍了拍德特-54的引擎盖，那动作轻得像拍自家孩子的头：“这三台机子，就是咱们场的命。你来了，就是给它们当大夫的。”
陆国庆没说话。
他绕着机子转了一圈，步子很慢，像是在丈量什么。
然后他把耳朵贴到德特-54的引擎盖上，闭了一会儿眼。
周围的人都静下来，只有风在远处响。
机耕队长抱着胳膊站在一边，不催他。他见过这种姿势——像医生把耳朵贴到病人胸口上。
陆国庆听完，又用手掌去摸变速箱。
手指沿着接缝一点点挪，像是在摸一条看不见的伤疤。
他摸得很慢，像是在等那机器自己告诉他，哪里疼。
然后他直起身，把满是油泥的手往裤腿上蹭了蹭。
“这台德特缺个活塞环，”他指着其中一台万国牌，“这台化油器要洗，油路堵了。还有——”他顿了顿，“那台拖车的轴承要换。现在硬转，再转半个月就得抱死。”
队长听着，先是愣了一愣，然后咧嘴笑了一下。
“这下放心了，来对人了。”他说。
陆国庆没应声。
他蹲下去，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把扳手，在手里掂了掂分量，又放回去，换了一把小的。
他把机子旁边的空油桶挪开，腾出一块地方，然后趴下去，整个人几乎贴在机身上。
他忽然想起师傅说过的话：机器的毛病，十成里有七成不在你看见的地方。
他看着眼前这台浑身铁青的拖拉机，心想，这地方也是。
外人看见的是沙，是风，是荒。
可真正要紧的东西，都在看不见的地方——在地底下，在人心里，在那些还没长出来的根里。
他站起来，把满是油泥的手往裤腿上又蹭了蹭，抬头望了一眼南边。
南边是绿洲的尽头，再远是沙，风正从那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