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夜晚，布加勒斯特不只是这一处灯火未眠。
秘密警察在全城范围内同时动手了。
他们手上有名单——卡罗尔二世在十月底就拟好的那份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民族农民党左翼的核心成员、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议员、在工人运动中活跃的工会领袖、在知识分子中有影响力的左翼作家——这些人，在政变的同一天晚上被同时带走。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被捕。后来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和零散的记录，历史学家们估算，那个夜晚布加勒斯特至少有三百人被带走。
加上克卢日、雅西、蒂米什瓦拉、康斯坦察等主要城市，整个罗马尼亚在一夜之间被捕的人数超过一千。
被捕的人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有的被关在秘密警察的地下室里，有的被关在郊区的军事营房里，有的被直接送到黑海沿岸的秘密监狱——那是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进去的人再也没有出来过。
审讯立刻就开始了。
秘密警察的地下室里，灯光昏暗，审讯官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摆着一盏台灯，灯光直射在对面犯人的脸上。
问的问题千篇一律：你跟马尼乌是什么关系？你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柏林那边给你下达过什么指示？
有人扛住了，有人没扛住。
扛不住的人，说出了一些名字，一些地址，一些联络方式。
这些信息被审讯官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变成了新的逮捕名单。
多米诺骨牌一张一张地倒下，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地下网络在几天之内被撕开了无数个口子。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柏林紧急会议召开的那一天，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跟外界完全失联了。
布加勒斯特的电台无法联系到柏林，各地的党支部无法联系到中央，幸存的党员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
有的人躲进朋友家的阁楼，有的人逃到乡下的亲戚家，有的人冒险穿越边境逃往保加利亚或匈牙利。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镇压。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系统的大清洗。
但火没有被扑灭。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虽然遭受了重创，但没有被彻底摧毁。
原因很简单——这个党在地下状态下生存了十几年，它比任何公开活动的政党都更懂得如何藏身，如何忍耐，如何在黑暗中等待机会。
一些支部在失去上级联系后，自动转入静默状态。
一些幸存下来的中下层干部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在工人区的廉价公寓里碰头，在乡村的谷仓里开会，在夜色的掩护下传递消息。规模很小，但保住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基层的火种。
而最大的转机，出现在十二月二十二日。
那一天，共产国际的联合声明在欧洲各大报纸上刊出。同一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匈牙利的军事演习在罗马尼亚边境同时开始。
消息传到布加勒斯特，卡罗尔二世把声明揉成一团扔进了壁炉。但他的秘密警察局长科德雷亚努不敢这么轻松。
“陛下，边境上的军事压力太大了。我们的情报显示，波兰人在切尔诺夫策的演习不是做样子，他们的坦克确实在向前推进——虽然还没有越过边境线，但距离已经不到十五公里了。”
卡罗尔二世坐在王座上，脸色铁青。
“安东内斯库呢？他怎么说？”
“将军已经把大部分机动兵力调往北部和东部边境进行必要的防御部署。”
卡罗尔二世没有说话。他知道安东内斯库在做什么，把军队调往边境，就意味着从国内撤走了兵力。那么秘密警察必须独自承担起在国内镇压进步力量的任务。
而秘密警察的兵力是有限的。
科德雷亚努咬了咬牙，还是把话说出来了。
“陛下，如果要把全国的进步力量都清剿干净，我需要更多的人手。目前的人手只够控制布加勒斯特和几个主要城市。乡村地区——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农村——我们的人根本进不去。”
“那就想办法进去。”
“但是陛下，边境上的军事演习已经吸引了军队的绝大部分注意力。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同时守住边境和清剿国内。”
卡罗尔二世想了想说道。
“那就先清剿城市。乡村的事，等边境局势稳定了再说。”
“是，陛下。”
科德雷亚努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王宫。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他的兵力不足，给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喘息的机会。
就在科德雷亚努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布加勒斯特的时候，罗马尼亚各地的幸存党员开始利用这个机会，在乡村和中小城市重新组织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
布加勒斯特北郊，一栋废弃的农舍。
这是乔治乌的临时藏身地。他在政变的第二天就离开了那栋旧别墅，通过一个可靠的关系转移到了这里。农舍的主人是一个老农民，他的儿子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党员。
晚上八点，天已经黑透了。
乔治乌坐在厨房的餐桌旁，面前摊着一张手绘的布加勒斯特地图。
齐奥塞斯库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枪口朝下，放在膝盖上。
“今晚能联系上柏林吗？”
齐奥塞斯库摇了摇头。“还是不行。我试了三次，都只有噪音。要么是他们的干扰更强了，要么是我们的天线出了故障。”
乔治乌-德治咬了咬牙。
“继续试。每天都试。总会接通的。”
门外传来敲门声——三短一长，是约定的暗号。
齐奥塞斯库站起来，走到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然后他拉开门闩，让两个人进来。
进来的是两个男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叫杜米特鲁·彼得列斯库，是普洛耶什蒂油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普洛耶什蒂在布加勒斯特以北约六十公里，是罗马尼亚最大的石油工业中心。
跟在后面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二十出头，他叫米尔恰·伊利亚德，是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也是党组织在知识分子中的联络员。
“德治同志。”彼得列斯库摘下帽子，跟乔治乌握了握手。
“普洛耶什蒂那边怎么样？”乔治乌-德治开门见山。
彼得列斯库的脸色沉了下来。
“情况不太好。十二个人被捕了。还有三个在油田上班的同志，昨天晚上被秘密警察从家里带走了。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去警察局问，被赶出来了。”
“油田的党组织基本上瘫痪了。中央的联络断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乔治乌拿起桌上的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
“普洛耶什蒂不能丢。那里有三万石油工人，是整个罗马尼亚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如果普洛耶什蒂的党组织垮了，我们在工业区的根基就断了一半。”
“我知道。”彼得列斯库的声音有些苦涩，“但现在的情况，我们连自保都困难。哪里还有精力去组织别人？”
乔治乌把铅笔放下，看着彼得列斯库的眼睛。
“你听说了吗？共产国际已经发表声明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匈牙利都在边境上搞了军事演习。”
彼得列斯库点了点头。“我听说了。但那些都是外面的消息。我们在普洛耶什蒂，什么信号都收不到，什么电报都发不出去。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受苦，我们也不知道外面的人会不会真的来帮我们。”
“他们会来的。”乔治乌-德治的声音很坚定。“韦格纳同志不会坐视不管的。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会坐视不管的。”
“我们现在要做自救。把还能联系上的同志组织起来，把还能保住的据点保住，把还能传递的消息传递出去。只要我们不散，只要我们的组织还在，等外面的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卡罗尔就不得不做出让步。”
彼得列斯库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我试试。但我不保证能成。”
伊利亚德一直没怎么说话。
他是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学哲学的，平时写一些左翼的文章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政变那天晚上，他正好在城外的一个朋友家，躲过了第一波搜捕。
第二天他回到城里，发现他的宿舍被搜查过了，他的书、笔记、还有几本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不见了。
“德治同志，学校里的事情，我来说。大学里还有不少人愿意帮我们。”
“可靠吗？”
“可靠。都是我自己接触过的，一个一个确认过的。”
乔治乌点了点头。
“好。你就负责这一块，工人和农民的事，让彼得列斯库和其他同志去管。我们分头行动，但必须保持联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这是我在城里的一个新联络点。你们如果有消息要传给我，就去那里找一个叫马吕斯的人。暗号是——”
他想了想，
“问他‘今天有鱼吗’，他回答‘有，刚从多瑙河运来的’。记住了吗？”
两个人把暗号默念了几遍，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乔治乌-德治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我收到一个消息，虽然不是完全确定，但可能性很大——马尼乌还活着。他没有被杀，只是被关起来了。关在哪里不清楚，但至少他还活着。”
这个消息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马尼乌还活着。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一个信号——卡罗尔不敢杀他。至少目前不敢。马尼乌在民间的声望太高了。
“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还有希望。”彼得列斯库说。
“对。”乔治乌-德治点了点头。“只要他还活着，卡罗尔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要么放人，要么继续关。关得越久，国际上的压力越大。”
几个人又商量了将近一个小时，把接下来的工作方向、联络方式、安全措施都一一敲定。
临走的时候，彼得列斯库站在门口，回过头来看了乔治乌-德治一眼。
“德治同志，你说实话——你觉得外面的军事演习，是真的要打吗？”
乔治乌看着他，
“我不知道。也许会打，也许不会。但我知道一件事——不管打不打，卡罗尔的日子都不会好过。他以为抓了马尼乌、解散了议会、控制了媒体，就能把罗马尼亚牢牢地攥在手心里。”
“但是他忘了，这个国家不只是布加勒斯特。这个国家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
这些人，不是他抓几百个、几千个就能压服的。压得越狠，反弹得越厉害。现在有整个欧洲在给他施压，他的日子，长不了了。”
彼得列斯库没有再问。他戴上帽子，转身走进了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