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铺里的光线比外面更暗，几排高大的书架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铺子深处，中间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头顶的白炽灯管有一根坏了，剩下的那根在嗡嗡的电流声里明灭不定，把书架的影子投在地板上，摇摇晃晃的。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老人，正借着台灯的光翻一本线装书，听见门响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景兰辞一眼，又低下头去，像是见惯了来淘书的年轻人，懒得招呼。
景兰辞迈步走向第三排书架。
第三排书架，左起第二本……
那是一本暗绿色封面的《拜伦诗选》，书脊已经开裂，用牛皮纸重新糊过，上面用钢笔写着书名，字迹潦草，像是随手涂上去的。景兰辞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手指触到封面的瞬间，能感觉到纸张的粗糙和岁月的痕迹。
他翻开扉页。
泛黄的纸面上，只有一行印刷体的英文——"Selected Poems of Lord Byron"，下面是一行出版信息。
没有暗号，没有标记，什么都没有。
景兰辞垂着眼，指尖在扉页上轻轻摩挲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翻到目录页，又翻到第一首诗。《她走在美的光彩中》——拜伦的名篇，他在震旦大学读文学系的时候就背过。
景兰辞的唇角弯起一个淡淡的弧度。
这首诗倒是确实像他震旦大学的老师周鹤鸣会选的。
他知道信号不会浅显的放在明面上，所以他把书合上，夹在腋下，又从书架上取了几本跟秘书工作相关的书，付了钱，拿着用牛皮纸装好的书册出了书铺。
回到愚园路的洋房，景兰辞换了拖鞋，把牛皮纸袋拎到二楼的书房。书房在主卧隔壁，是顾枕戈让人专门收拾出来给他用的。
他把《拜伦诗选》从纸袋里抽出来，又把那几本工具书码在书桌上，然后拿着诗选走进了盥洗室。
景兰辞把热水倒进盆里，又将诗选翻到扉页，对着蒸汽熏了大约半分钟，然后拿到灯光下。
泛黄的纸面上，一行深棕色的字迹慢慢浮现出来，像从水底浮上来的幽灵。
“鹞在顾侧。速除之，勿使其再递情报。上线鸫，即害玉簪者。——归雁。”
景兰辞盯着那行字，手指微微收紧。
为了避免待在这里时间太长被顾枕戈怀疑，景兰辞走到马桶边，撕下扉页，将其撕得粉碎扔进马桶里，按下冲水键。
水流旋转着把纸页卷进下水道，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又等了几秒，确认纸页已经完全冲走，才拿起剩下那普普通通的书册，出了盥洗室。
回到书房，他把那本已经没了扉页的《拜伦诗选》放在书桌的角落，可他的脑子里，那行深棕色的字迹还在眼前烧着。
鹞、鸫、玉簪、归雁……景兰辞把这四个人的代号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他在书桌前坐下，摘下眼镜，捏了捏眉心。没有了镜片的遮挡，那双眼睛里的疲惫和冷意便毫无遮掩地露了出来。
四年了。
他以为离开上海，离开顾枕戈，离开这一切，就可以把那些血淋淋的伤痛暂时封存。可四年过去，真相没有消失，仇人没有伏诛，反而离顾枕戈越来越近。
景兰辞闭上眼，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1931年的某个深秋。
那天他从震旦大学下课回来，看见父亲景世恒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眉头皱得很深。
“爸，我回来了。”
景世恒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他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明漪，晚上跟我出去一趟。有个人，我想让你见见。”
那天晚上，景世恒带着他穿过七弯八拐的弄堂，在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前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两个便衣打扮的男人，看见景世恒，微微点了点头，侧身让开了路。
他们上了二楼。
二楼放着一张长桌，几把椅子，桌上摊着地图和文件，桌边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景兰辞认识的——震旦大学的教授周鹤鸣，三十七八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面容儒雅，说话慢条斯理，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好好先生。
另一个他不认识。四十出头的男人，面容冷峻，穿着一件灰布长衫，坐在那里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坐。”冷峻男人先开了口。
景世恒在他对面坐下，景兰辞坐在父亲旁边。
“我是程远山。”冷峻男人自报家门，目光直接落在景兰辞脸上，“你父亲跟我提过你。震旦大学文学系，日语和英文都算流利，上个月校刊上那篇分析日本关东军动向的文章，是你写的？”
景兰辞看了父亲一眼，景世恒微微点头。
“是我写的。”景兰辞承认道。
“观点犀利，但有几处论据不够扎实。”程远山面无表情地评价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你对时局的判断很准。如果让你做情报分析工作，你愿不愿意？”
景兰辞怔了一下。
他那时十八岁，刚进震旦大学，虽然从小在官场世家长大，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但“情报工作”这四个字，离他还太遥远。
景世恒替他回答了：“他愿意。”
景兰辞看向父亲。景世恒的目光深沉。
“明漪，”景世恒的声音很低，“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但今晚，你只需要回答我一句话——你信不信爸爸？”
景兰辞沉默了三秒。
“信。”
从那天晚上开始，景兰辞知道了三件事。
第一，他的父亲景世恒，上海特别市市长，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的情报负责人，代号“玉簪”。
第二，程远山是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的站长，周鹤鸣是副站长，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第三，组织上认为他在语言、情报分析、临场应变方面有过人天赋，决定发展他入党，并培养他成为情报线上的后备力量。
于是，第二天，十八岁的景兰辞在周鹤鸣的办公室里，对着一面小小的党旗宣了誓。
他入党的事，没有告诉除了组织外的任何人。
顾枕戈不知道，他的母亲也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景世恒是上海市长，他的儿子是震旦大学的高材生，他们过着体面又安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