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一日，冬至。
上海人有句老话，叫“冬至大如年”。从前在南市弄堂里，到了这日，家家户户都要吃汤圆，甜的咸的，糯米粉搓得圆滚滚的，下在锅里，浮起来就是熟了。母亲李秀珍手巧，搓的汤圆又圆又匀，煮好了舀出来，撒上一把桂花糖，香气能飘半条弄堂。
可今年冬至，仁安里的灶披间里，没有汤圆。
陈醒下班回来，天已经黑透了。她推开灶披间的门，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锅里咕嘟咕嘟炖着黄豆猪脚汤，旁边的小炭炉上烤着几块年糕，烤得两面焦黄，鼓起了泡。
“阿妈，今朝冬至，哪能没汤圆？”宝根趴在桌边，望着那几块年糕，咽了咽口水。
李秀珍摇摇头：“糯米粉涨价了，一斤要两角洋钿，没舍得买。年糕也是一样的，吃了暖暖和和。”
陈醒走过去，帮姆妈摆碗筷。她心里头有事，可脸上没带出来。今早在公司，她收到一个口信——永昌钟表行送来的，说她那块怀表修好了。
怀表。又是暗号。
她晓得，胡为兴有消息了。
吃完饭，陈醒帮着收拾完碗筷，跟姆妈讲了一声“出去走走”，就出了门。夜风冷得刺骨，她拢了拢围巾，沿着霞飞路往东走，拐进那条熟悉的小弄堂。
永昌钟表行的灯还亮着。
她推门进去，胡为兴正站在柜台后头，低着头修一只老式座钟。听见门响，他抬起头，取下独目镜，朝里间努了努嘴。
陈醒走进去，在桌边坐下。胡为兴跟进来，关上门，在她对面坐下来。
他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慢慢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袅袅散开，他的脸在烟雾后头，看不太真切。
吸了半根烟，他才开口。
“成了。”
就两个字。
陈醒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成了。老罗，成了。
“昨天下半夜，”胡为兴压低声音，“组织上的人把他从海军医院弄出来了。三楼那间特护病房，窗户对着后面的小巷子，外头是条防火通道。里头有人接应，外头有人把风，从通道下去，翻过一道矮墙，就是条小弄堂。弄堂口停着辆车，直接送到码头。”
他顿了顿，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
“今朝天亮的时候，人已经在外海了。”
陈醒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快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一个多月了。从十月二十二号那个雨夜，到今天，整整两个月。阿晴牺牲了，老罗被抓了，叛徒抓着了，处决了。组织上的人想尽办法，把他从宪兵队弄出来，送到海军医院，再从海军医院，一点一点，像蚂蚁搬家一样，把他从那座牢笼里，搬了出来。
“他……”陈醒开口，声音有点哑，“他哪能了？”
胡为兴沉默了几秒。
“受伤很严重。”
陈醒的心揪紧了。
“两条腿，”胡为兴说，声音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都伤了。右腿的骨头碎了，接不上。以后……可能站不起来了。”
陈醒闭上眼睛。
站不起来了。一个跑了大半辈子交通的老交通员，以后站不起来了。
“还有手，”胡为兴继续说，“右手，断了三根手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医生说，接不回去了。”
断了三根手指。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
那是握笔的手。那是这辈子吃饭的家伙。
陈醒睁开眼，望着胡为兴。他的脸在灯光下，比她记忆中更深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嘴角那两道纹路，从前没有的，如今也出来了。
“还有别的伤，”胡为兴说，“肋骨断了三根，有一根戳进肺里，养了半个月才好。背上全是伤，东洋人那些手段……”他没说下去。
陈醒没问。
她不想知道那些手段。她只知道，老罗扛住了。两个多月，他扛住了。他没开口。
“组织上，”她问，“打算哪能安置他？”
胡为兴说：“已经想办法送回后方了。路上有人照应，到了那边有医院，有医生。腿……医生说不好讲，可命保住了。”
命保住了。
陈醒深吸一口气。命保住了。这就够了。腿站不起来，手断了三根手指，可他活着。他扛住了，他活着。
“老罗那个人，”胡为兴忽然说，“你晓得的伐？他在进组织之前，是个木匠。”
陈醒愣了愣。木匠？
“是，”胡为兴点点头，“苏北人，十几岁来上海学木匠，学了三年出师，自己开了个小作坊。后来闹革命，把作坊盘了，一门心思干这个。他的手，是做木匠活练出来的，稳，准，有力。”
他顿了顿。
“如今，那三根手指，没了。”
屋里头静得只剩那些钟表走动的声响。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像一颗一颗心在跳。
陈醒坐在那里，望着桌上那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玻璃的，边上有个小小的缺口。灯光照在桌面上，照出木头纹路，一圈一圈的，像水的波纹。
她想起老罗。那个她从未见过面的人。那个跑了十几年交通的老木匠。那个手指头在电键上跳得比谁都快的人。他的右腿，以后站不起来了。他的右手，断了三根手指。可他扛住了。他没开口。
“陈醒。”胡为兴叫她。
她抬起头。
胡为兴望着她，那双眼睛，在灯光下深得像黄浦江。
“老罗的事体，告一段落了。”他说，“收尾工作，你要做好。那个仓库——”
“我晓得。”陈醒打断他，“我明日就去。”
胡为兴点点头，没再说话。陈醒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胡为兴还坐在那里，烟雾从他指间袅袅升起，在灯光里散成一片淡淡的蓝。
“胡老板，”她说，“谢谢侬。”
胡为兴愣了愣，然后笑了。那笑，很淡，可眼睛里头，有什么东西软了软。
“谢啥，”他说，“应该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天还没亮透，陈醒就出了门。
她穿了件最旧的棉袍，围了条灰扑扑的围巾，把头发塞进一顶旧帽子里。出门前对着镜子看了看，像个出来找活计的乡下女人，不起眼，不打眼。
从仁安里到杨树浦路，要穿过大半个法租界，再走一段华界的地盘。天冷，街上人少，黄包车夫缩在车座上打瞌睡，卖早点的挑子冒着热气，从她身边经过，飘来一股豆浆的香味。
她走了快一个钟头，才到那条熟悉的街。03号仓库还在，红砖墙灰扑扑的，铁门上锈迹斑斑，跟从前一模一样。可她知道，不一样了。这条通道，用过了。从今往后，不能再用了。
她推开那扇小门，走进去。仓库里头空荡荡的，地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稻草，是她上个月铺的。墙角的铺盖卷还在，叠得整整齐齐，没人动过。她走过去，把铺盖卷拆开，把被单、褥子、枕头，一样一样叠好，用绳子捆紧。然后她拿起扫帚，从里到外，仔仔细细扫了一遍。墙角那些稻草，拢成一堆，装进麻袋里。地上那些脚印，用湿抹布一点一点擦掉。窗台上那盏油灯，她拿起来，吹了吹灯罩上的灰，放进口袋里。
拿住早就准备好的灰尘，一点点的洒在地上，伪装好。
一切恢复原样。像从来没人来过。
她站在仓库中央，最后看了一遍。四面墙，空空荡荡。
她走出门，把门带上，走到门房。王阿伯正坐在里头，面前搁着一碗凉茶，一口没动。看见陈醒进来，他站起来，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陈醒走到他面前。
“阿伯，仓库我退掉了。钥匙还侬。”
她把那串钥匙放在桌上。王阿伯望着那串钥匙，没伸手拿。
“陈小姐，”他开口，声音沙沙的，“那个人……走了伐？”
陈醒望着他。这个老人，六十多了，在码头上看了一辈子仓库。他不问来的是谁，不问做的是啥，只晓得开门、关门、守夜。可他知道，那夜来的那个人，不是普通人。
“走了。”陈醒说。
王阿伯点点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伸手，把那串钥匙拿起来，攥在手心里。
“陈小姐，”他忽然说，“那夜里头的事体，我啥也不晓得。”
陈醒望着他。他的眼睛，浑浊的，可那浑浊里头，有一种她看得懂的东西。是承诺。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用他这辈子所有的信用，许下的承诺。
“我晓得。”她说，“阿伯，多谢侬。”
王阿伯摇摇头，没说话。陈醒转身走出门房，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王阿伯还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串钥匙，望着她。
“阿伯，”她说，“自家当心。”
王阿伯点点头。
“侬也是。”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租界里的洋人忙着过节，霞飞路上的店铺橱窗里摆着圣诞树，挂着彩灯，红红绿绿的。可中国人不过这个节，弄堂里还是老样子，灶披间的烟囱冒着烟，顾太太在井边洗衣服，宝根趴在桌边写字。
十二月二十九日。
那天下着小雨。陈醒从公司出来，在江西中路拐角的地方，听见报童尖着嗓子喊：“号外！号外！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敌！”
她站在那里，愣了几秒。雨丝落在她脸上，凉丝丝的。报童从她身边跑过，手里的报纸湿漉漉的，头版那几个大字，她隔着半条街都看得见——“汪逆精卫，叛国投敌”。
她买了一份报纸，站在雨里，把那篇“艳电”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些字，一个一个，印在湿透的新闻纸上，墨迹晕开，模模糊糊的。可她看得清清楚楚。
“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和平。他管那个叫和平。
她把报纸折好，塞进布包里，走进雨里。
回到仁安里，灶披间的灯亮着，烟囱冒着青烟。她推开门，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锅里炖着咸菜豆瓣汤，宝根蹲在炭炉边烤火。
可屋里头，多了一个人。
顾太太坐在桌边，面前搁着一杯茶，一口没动。她脸色涨红，气得浑身发抖，手里攥着张报纸，攥得指节都白了。
“汉奸！”她一拍桌子，茶杯跳起来，茶水溅了一桌，“卖国贼！该千刀万剐的东西！”
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顾家姆妈，啥事体气成这样？”
“啥事体？”顾太太把报纸往桌上一拍，“侬自家看！汪精卫那畜生，投靠东洋人了！”
李秀珍凑过来，看了看报纸上那些字。她认字不多，可那几个大字，她认得——“汪逆精卫”。她愣住了，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这种人，”她终于开口，声音低低的，“迟早遭报应。”
“报应？”顾太太声音更大了，“等报应？阿拉自己动手！这种汉奸，就该拉出来枪毙！千刀万剐！”
她骂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汪精卫骂到陈璧君，从陈璧君骂到周佛海，从周佛海骂到陶希圣。骂得痛快，骂得解气，骂得灶披间里那锅咸菜豆瓣汤都凉了。
宝根蹲在炭炉边，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不晓得顾太太在骂啥，可他知道，顾太太生气了。他小声问陈醒：“阿姐，顾太太哪能了？”
陈醒摸摸他的头：“没事体。顾太太在骂坏人。”
宝根点点头：“坏人该骂。”
陈醒没说话。她坐在桌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雨还在下，细得像针，密得像雾，落在弄堂里那些瓦片上，沙沙响。远处，虹口的方向，灯火稀稀落落。东洋人的探照灯，还在扫过夜空，白惨惨的，像一根根巨大的手指。
顾太太还在骂。她的声音从灶披间飘出去，飘到弄堂里，飘到隔壁邻居家里。有人推开窗，探出头来问：“哪能了哪能了？”有人站在门口，压低声音议论。有人骂，有人叹气，有人沉默。
弄堂里那些人家，一家一家，灯亮着。昏黄的，暖暖的，像一只只眼睛，望着这个灰蒙蒙的夜。
陈醒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带着雨丝的凉意。她听见顾太太的声音，尖尖的，亮亮的，在夜风里飘着：“汉奸！卖国贼！”
她听见邻居们的议论声，低低的，沉沉的，像远处江上的船笛。
她听见海关大楼的钟声，当当当，九点了。
她关上窗，走回桌边。
李秀珍把凉了的咸菜豆瓣汤热了热，端上来。一家人围坐在桌边，安安静静地吃着。没人说话。只有碗筷碰着碗的声响，轻轻的，脆脆的。
陈大栓喝了两口汤，放下碗。
“汪精卫这个人，”他说，“我老早就看穿了。”
陈醒抬起头。
陈大栓闷声道：“从前在苏州，就听讲这个人，滑头。如今好了，滑到东洋人那边去了。”他顿了顿，“这种人，早晚没好下场。”
周家明点点头：“报上讲了，全国都在声讨。重庆那边发了通电，延安也发了。连租界的工部局都发了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
陈玲在旁边听着，忽然说：“那……会不会打仗？”
屋里头静了一静。陈大栓摇摇头：“打就打。又不是没打过。”他端起碗，把最后一口汤喝完，碗底重重磕在桌上，“反正，阿拉中国人，不会服软。”
陈醒坐在那里，听着这些话。阿爸讲得对。中国人，不会服软。老罗不会，阿晴不会，那些她永远不知道名字的人，都不会。
吃完饭，她帮着收拾碗筷。洗着洗着，忽然想起什么，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外头的雨停了，可天还是阴着，看不见月亮，看不见星星。只有远处租界的灯火，模模糊糊地亮着，像一团团雾里的光。
顾太太已经回家了。灶披间里安静下来。只有宝根趴在桌边写字的声音，沙沙，沙沙。
陈醒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写啥呢？”
宝根抬起头，把描红本举给她看。
“阿姐，我今天写了‘忠’字。忠心的忠。”
那个字，笔画多，写得歪歪扭扭的，上头那个“中”字挤在左边，底下那个“心”字扁扁的，像个被压扁的汤圆。可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陈醒望着那个字，心里头忽然涌起一句话。忠心。对啥忠心？对国家，对民族，对那些她从未见过面、却愿意用命去守的东西。
“写得好。”她轻轻说。
宝根咧嘴笑了，又低头继续写。
窗外，夜色如墨。远处，虹口的方向，灯火稀稀落落。海军医院的三楼，那间特护病房，如今空了。老罗走了，带着那条站不起来的腿，带着那三根接不回去的手指，带着那颗扛了两个多月、一个字都没漏的心，走了。
陈醒望着那个方向，心里头默默说了一句：老罗，一路平安。
身后，李秀珍在收拾碗筷，叮叮当当的。顾太太家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咿咿呀呀的，是沪剧。一切如常。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要挂红灯的。今年过年，仁安里还会挂红灯伐？她不晓得。可她晓得，有些人，有些事体，不会因为汪精卫投了敌，就变了。
老罗不会。阿晴不会。那些她永远不知道名字的人，都不会。
她关上窗，走回桌边，在宝根旁边坐下。
“宝根，”她说，“再过几日就过年了。”
宝根抬起头，眼睛一亮：“过年有糖吃伐？”
陈醒笑了：“有。阿姐给侬买。”
宝根高兴得跳起来，又坐下，继续写他的字。
窗外，夜色渐浓。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又响了，十点了。陈醒坐在那儿，望着宝根一笔一画写那个“忠”字，心里头，慢慢平静下来。
尘埃落定了。
老罗走了，仓库退了，汪精卫投敌了。可日子还要过。宝根要上学，姆妈要做饭，阿爸要拉车。她还要上班，还要做账，还要等胡为兴的下一个指令。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最后望了一眼虹口的方向。那边的灯火，还是稀稀落落的，可她的心，不慌了。
老罗在船上了。船会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有医生，有药，有人照顾他。他的腿，也许站不起来了；他的手，也许再也发不了报了。可他活着。他扛住了。他回家了。
她深吸一口气，转过身。
灶披间里，灯还亮着。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大姐那间小屋的门关上了，里头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宝根趴在桌边，已经写完了最后一笔，把描红本合上，打了个哈欠。
“阿姐，我困了。”
陈醒走过去，把他抱起来。他沉了不少，抱在怀里，暖烘烘的，像个小火炉。
“困了就睡。”
她抱着他，走进里间，把他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宝根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就睡着了。
陈醒站在床边，望着他。他的脸，在月光里，白白的，嫩嫩的，像一块刚出笼的糯米糕。他的呼吸，均匀的，轻轻的，像风吹过水面。
她弯腰，帮他把被子掖了掖。然后她转身，走到窗边。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头钻出来了。淡淡的月光，洒在弄堂里那些瓦片上，洒在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洒在顾太太家那扇关着的窗户上。
一切如常。
可她知道，有些事体，不一样了。
她关上窗，走回自己的铺位，躺下来，望着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那里，从这头到那头，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
她闭上眼睛。
耳边，远远传来海关大楼的钟声。
一下，一下，一下。
十一点了。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明天，还要上班。账本，还在等着她。
窗外，夜色如墨。
远处，黄浦江上的船笛声，隐隐约约传来。
她的嘴角，微微弯了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