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6日。
德国柏林，《红旗报》的头版用了最大号的字体：
“英国右翼刺杀列宁计划曝光——间谍在柏林落网。”
副标题稍微小一号，但依然醒目：
“韦格纳同志亦为目标——右翼犯罪分子供认不讳。”
文章占据了整整三个版面，详细交代了温菲尔德的来历、任务、被捕经过以及供述的全部内容。
文章的结尾有一段评论，署名是《红旗报》编辑部。
“英国右翼的这次行动，不是孤立事件，不是几个人一时冲动。
它是在英国政府对共产党持续打压、右翼势力日渐萎缩的背景下，一次绝望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垂死挣扎。
他们以为杀死一个列宁，就能杀死社会主义。
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党，甚至不是一个国家。
社会主义是历史的方向。
历史的方向，不会因为一颗子弹而改变。”
莫斯科，《真理报》的头版不像《红旗报》那样炸裂，而是用一种更沉稳的方式处理。
标题是：“帝国主义的最后挣扎”。
文章从列宁的历史地位写起，写到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写到英国右翼与本国政府的勾结，最后落到一个结论上。
“列宁同志不仅是苏联的缔造者，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企图刺杀列宁同志，就是向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宣战。
苏联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列宁同志的安全，保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安全。
同时，我们呼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情报合作，共同打击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把他们的黑手坚决地斩断。”
《真理报》的文章旁边配了一张列宁的照片，是他在柏林疗养院里拍的，列宁同志穿着深色的毛衣，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阳光洒在书页上，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
“列宁同志在柏林。他很好，请全世界无产者放心。”
巴黎，《人道报》的头版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子。
他们用了一张漫画——一个戴着高礼帽、穿着燕尾服的英国绅士，手里拿着一把枪，对着一个巨大的红色靶子射击，子弹从枪口飞出去，还没飞到靶子就掉在了地上。
靶子上写着“社会主义”。漫画的标题是：“打不中的靶子”。
评论文章写得辛辣而幽默，用法国人特有的风格，把英国右翼挖苦得体无完肤。
“英国右翼先生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不远万里跑到柏林，冒着被抓住的危险，计划刺杀一个躺在疗养院里颐养天年的老人。
你们以为杀了他，英国工人阶级就会放弃抵抗？
就会继续在码头等活、在煤矿挖煤、在工厂拧螺丝？
不会。他们只会更愤怒。愤怒的工人，比子弹更难对付。
下一次，你们也许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杀列宁同志，而是怎么堵住英国工人的嘴。
不过，我们建议你们别费劲了——你们连自己国家工人的嘴都堵不住，还想堵住全世界的？”
文章最后一段话被编辑加粗了：
“英国右翼，你们在做一件永远做不成的事。不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是因为你们的方向错了。”
罗马，《团结报》的头版更侧重于意大利自身的安全角度。
文章写道：
“英国右翼的魔爪已经伸到了柏林，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伸到罗马？
陶里亚蒂同志已经指示内务部门，加强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驻意机构的安全保卫。”
文章还采访了几位普通的意大利工人、农民和学生。
一个从英国回来的意大利移民对着记者说：
“我在伦敦住了八年。英国右翼那些人，嘴上喊着爱国，心里想的全是自己的钱袋子。
他们搞不赢共产党的，因为他们已经自上而下的烂掉了。”
另一个老农民说：
“列宁同志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一个为了穷人活了一辈子的人，不该死在暗杀者的手里。”
马德里，《劳动者世界报》的头版标题只有一行字：
“他们怕了。”
文章写得简洁而有力，用西班牙斗牛场上那种直来直去的方式，把英国右翼分析得透彻见底。
“右翼为什么要刺杀列宁？
不是因为他们恨列宁，是因为他们怕列宁。
列宁活着，就像一面旗，插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心里。
旗不倒，人就不散。
人散了，他们就赢了。
他们想赢，但他们赢不了。”
报纸还配了一张图，是温菲尔德在柏林警察局被押上警车的照片。
照片模糊，看不清脸，但能看见他的大衣下摆在风中翻飞。
图片说明写着：
“从英国来的先生，我们祝你旅途愉快。
下一站不是天堂，是勃兰登堡的国营农场。
那里有很多德国农民，他们会教你种地。
种地不难，学会做人比较难。”
布达佩斯，《人民自由报》的头版文章从匈牙利自身的革命历史切入，写得很有感情。
文章回顾了匈牙利共和国的兴衰，写到外国干涉军的残酷镇压，写到无数革命志士牺牲在刑场上。
文章说：
“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敌对势力的疯狂。
一九一九年，他们杀了我们的同志，烧了我们的房子，以为能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
他们错了。革命不是几个人，是一种力量。力量不会因为几个人倒下而消失。”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英国右翼这次刺杀计划的失败是必然的。”
波兰华沙，《人民论坛报》的头版文章从波兰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国际情报合作的重要性。
文章写道：
“英国右翼的这次行动，之所以能够被及时挫败，是德国公安部门果断处置的结果，也是国际情报合作的结果。
波兰内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与兄弟国家情报机构的协作，共同打击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
而在伦敦，唐宁街十号的书房里，麦克唐纳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各国报纸的摘要。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给我接外交部。”
窗外的伦敦依旧是天灰蒙蒙的。
路边的报摊上，英国报纸的头版写着：
“唐宁街遇袭案调查取得进展——警方逮捕多名嫌疑人。”
没有提右翼，没有提共产党，没有提柏林。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